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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发布时间:2022-04-01 来源: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

          清明假期就要到了。清明,既蕴含着慎终追远的意义,又是一个亲近自然的节日,融哀思与生机于一体。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都城,有着怎样的清明节俗?

          文丞相祠:祭祀先贤双泪垂

          我们的清明之旅,从东城区府学胡同开始。明朝的顺天府学设在这条胡同里,因而得名。府学胡同63号,一座牌楼式大门上,“文丞相祠”四个大字熠熠发光。

          这位文丞相便是那位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。在文天祥出生、求学、起兵、漂泊、牺牲的地方,大多建有纪念性的建筑。但府学胡同63号这一处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,这里是文天祥生命的终点站。

          南宋祥兴元年(1278年)底,文天祥抗元兵败被俘,他被押解到大都,关在兵马司一个土牢中。文天祥曾描述这座土牢的阴暗逼仄:“余囚北庭,坐一土室,室广八尺,深可四寻,单扉低小,白间短窄,污下而幽暗。”他在这座土牢中被关押了三年,期间元朝不断派人或威逼或利诱文天祥投降,甚至元世祖忽必烈也加入了劝降行列,但他从来没有屈服。元朝至元十九年(1282年)初,忽必烈召见文天祥,文天祥傲然挺立,坚持不跪不拜,忽必烈希望他改变想法,归顺元朝,并许以中书宰相的高位,文天祥不为所动。忽必烈最后问他:“汝何所愿?”文天祥回答:“愿与一死足矣。”

          次日,文天祥在柴市受刑,柴市大概在今府学胡同西口,文天祥向南最后一拜,慷慨赴死。文天祥的妻子从他的血衣中,搜到了一张纸条,是文天祥的绝笔书: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惟其义尽,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,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。”

          文天祥忠勇报国的事迹,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,对文天祥的纪念活动自其遇难之后延续不绝。明朝洪武九年(1376年),时任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奏请在文天祥被害处建祠纪念,这就是文丞相祠的由来。后来,明朝迁都北京,将对文天祥的祭祀列入到国家祀典,文丞相祠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,宣德二年(1427年),朝廷规定每年仲春、仲秋各一次,由顺天府官员到文丞相祠,以少牢之礼祭祀文天祥。这一年的祝文盛赞文天祥“卿昔宋臣,以身殉国。忠义大节,炳若日星”。

          明清两代,不少外地读书人来北京都会拜谒文丞相祠,留下许多诗词文章,文天祥本就是一位读书人,他是白鹭洲学院的优秀毕业生,是诗文俱佳的状元,他将圣贤的教诲予以实践,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后悔。直至今天,每到清明前后,文丞相祠内仍有纪念活动,或是有组织的参观,或是自发的凭吊,或是复原古礼致祭,或是与东城区另外两座英烈祠于谦祠、袁崇焕祠举行联祭。

          在对文天祥的纪念活动中,有朗诵《正气歌》的环节,这首诗是文天祥被关押在牢中两年多时所写的。终日囚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的文天祥想起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,他说敌人有七气,他有一气,但他敢于“以一敌七”,因为自己的气是浩然之气,是天地之正气——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于人曰浩然,沛乎塞苍冥……”

          高梁桥:惠风和畅踏青去

          清明时节,春和景明,惠风和畅,满眼望去皆是新绿,海棠花开,杨柳依依,一池春水,鱼跃生波,这正是踏青的好时节。

          中国人讲究山水相依,山无水则缺媚,水无山则少刚,踏青之处最好是有山有水。北京的河与湖比不得江南多而润,但也自有一番风采。明清时代北京人踏青,多选高梁桥和通惠河畔,这两处地方都靠近河道,虽然都在城外,但又离得不远,交通方便。

          我们的清明之旅接下来到达的是高梁桥。高梁桥在今西直门外,明清时代是北京城通往西郊的必经之处。不过要讲高梁桥的由来,还得先说说桥下的长河。北京作为都城,最大的短板是水资源短缺。元朝定都北京后,水利专家郭守敬接下了整理北京水系的任务,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,他经过缜密调查制定了一个从昌平白浮泉引水的方案,这条线路收集沿线多股泉水和潜流,注入到今颐和园昆明湖中,再经长河连通今积水潭,水出积水潭,会在城中流一段,出城后再一路向东,注入北运河。郭守敬的方案,让大运河的船可以直接通到积水潭,积水潭一时出现货船云集、首尾相接的盛景。

          长河上的高梁桥据说是在元朝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修建的,今天我们看到的古桥,其位置已不是旧时位置。明清时代,高梁桥是清明时节北京人踏青的首选之地,明代记录北京风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说,清明“是日簪柳,游高梁桥,曰‘踏青’。多四方客未归者,祭扫日感念出游”。

          明人朱茂瑞有一首《清明日过高梁桥》:“高梁河水碧湾环,半入春城半绕山。风柳易斜摇酒幔,岸花不断接禅关。看场压处掉都卢,走马跳丸何事无?那得丹青寻好手,清明别写上河图。”由这首诗可见,那时高梁桥一带有不少酒家、饭店,清明时节人们出来踏青,少不了要消费一番,除了欣赏春光,也可造访寺庙,还可骑马、看杂技,好不热闹。朱茂瑞感叹,此情此景,当有一位丹青圣手画下来,成就一幅北京高梁桥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          可以想象,清明时节的高梁桥必是人声鼎沸、摩肩接踵,但也有人能在闹中取静。叱咤明代文坛的“公安三袁”中,有两位写过高梁桥游记,袁宏道在有一年的农历三月初一与友人游览了高梁桥。他说“当春盛时,城中士女云集,缙绅士大夫,非甚不暇,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”,既然别人都去踏青,他也与友人来到高梁桥。

          在“山色微岚,水与堤平,丝管夹岸”的氛围中,他与友人席地而坐,品茶赏景,浪纹树影、鱼鸟飞沉、人物往来,皆在这景中,他们只是安静地看。有人见袁宏道与友人枯坐树下,不解其意,反而讥笑。袁宏道却以为他们辜负了山情水意,何乐之有。恰此时又路遇友人,他们结伴而行,去看梅花去了。

          陶然亭:诗文唱酬好雅兴

          古人为春天安排了许多节日,清明前后有寒食、上巳等节,这些节日处于竞争关系,最后胜出的是清明节,虽然寒食、上巳等节的身影逐渐淡去,但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,它们的节俗也部分为清明吸收。东晋永和九年(343年)的上巳节,书圣王羲之与友人“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”,曲水流觞,吟诗作对,畅叙幽情,这也许只是一时之兴起,却留下上巳雅集之传统。由于上巳与清明在日期上实在离得太近,比如今年上巳是4月3日,清明是4月5日,两个节日化为一体,清明雅集也是习俗。

          若要说到清朝北京文人雅集之地,“江亭”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。江亭之名,今人颇觉陌生,它的另一个名字陶然亭则为更多人知晓。我们的清明之旅就落脚于此。清朝康熙三十四年(1695年),工部郎中江藻提调黑窑厂事务,黑窑厂的地名至今仍存,是城内一家烧制砖瓦的工厂。江藻在公务之余,常去附近的慈悲庵游赏,他见庵西有池,“多水草,极望清幽,无一点尘埃气”,十分喜欢,便在庵旁建起了一座小亭,从白居易的诗“更待菊黄家酿熟,共君一醉一陶然”中取“陶然”二字命名此亭,因是江藻所建,又称“江亭”。

          陶然亭建好后,很快就成为文人雅集之所。清朝北京城分为北城与南城,北城主要居住满人,南城主要居住汉人,南城市井气息很浓。与此同时,南城也是会馆聚集之处,各地进京赶考的读书人,都会首先到家乡会馆打听消息,或暂居于此。他们的到来为南城增添了几分文气,士人相聚宜在环境清幽处,陶然亭是很好的选择。

          嘉庆二年(1797年)的清明,着名学者洪亮吉与友人在陶然亭雅集,此聚的主要目的是送别友人吴锡麟回江南,大家各自携酒而至,分韵作诗。古人雅集必作诗,但不能随意作,得有一定的规矩,比如规定题目,规定诗中必有某个字或规定诗必押某韵。洪亮吉分到了郭韵,写成了一首诗,诗中描述清明时节陶然亭的风景“梨棠间桃杏,花暗一层阁。春蔬罗数十,所喜新意各”,但离别总是让人伤心,“泥饮苦不豪,停觞叹离索”。

          陶然亭雅集在道光十六年(1836年)的暮春时节迎来了一次高潮。雅集的主持人是大臣黄爵滋,这次雅集共有四十八人参与,效仿兰亭故事,诗文唱酬,一卷《江亭展禊图》流传至今,照见当日众人的风采。黄爵滋与林则徐、龚自珍等人为友,在这次雅集两年后,黄爵滋向朝廷上书,力陈禁绝鸦片之必要性,林则徐对此极力赞同。

          陶然亭雅集随着清朝的时局变化不可避免地衰落了,尽管雅集活动仍为数不少,但已不复往日的雅兴,愁绪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雅集诗文中,读书人在雅集时并非只知吟风弄月,也谈论时事,可是总也找不到可靠的出路。

          1920年在陶然亭公园中的两场聚会预示了新的方向。这年1月,毛泽东等人在陶然亭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之事,探求救国之计。这年8月,天津觉悟社等五家进步社团的成员代表相会在陶然亭讨论救国方向,作为觉悟社成员的周恩来与会,李大钊前来指导,“他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,好团结一致”。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时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,一番改造中国的大事业已在酝酿之中。

          今天陶然亭仍是清明踏青聚会的好去处,古典的诗意与革命的激情融会在此,天朗气清,人也神采飞扬。(罗慕赫)